杜车别
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孙海宁。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著有《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儒家正义论——祛除中国人的思想自卑》《民族理论问题综述》《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等。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作者：杜车别
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年10月
杜车别的人生经历真的可以用“拧巴”来形容。毕业于上海大学数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却并没有让他在数学领域继续耕耘，因为对历史和一些文化思想问题的喜爱，他毅然决然以一己之力投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写出了多达200万字的研究文章。
杜车别没有单位，也没有历史学专业的学历，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在网络上阐述他富于论辩色彩的观点。有人建议他，应该学习当年明月，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写出类似《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可以有更多的受众。可是他说，不同人按自己的特长个性发挥作用，会比千人一面更有价值。
他喜欢写专业的学术论文，用严谨的史料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为人们提供思想上的冲击。至于这些枯燥的文章发在网上能有多少人会看，他不在乎，他相信，有价值的内容，即使现在不被人所注意，但在若干年之后，终究会被人们发掘，或者汇流成为人们对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参考意见。至于自己能不能成为知名作家或者学者，他从不关心。当问及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不愿意回答，他更喜欢谈历史，谈网上对他观点的质疑。他说，自己只要有饭吃，有书读就好。
也许是因为他的刻苦，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评价他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特点：“他的绝活，就是能够用别人的材料，为自己的理论作支撑，并且把你批驳得狗血喷头。”他的两本著作，《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也已经出版，引起了一大批历史爱好者的关注。
明朝灭亡是因为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杜车别，本名孙海宁，因为中学时代喜欢俄罗斯文学，尤其是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于是他用杜车别来作为自己的笔名。他认为自己和这三位苏联作家一样，都有急不可耐的冲动性格，思想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他们喜欢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用纯洁和热情的心灵之火给本国人民以指引。
杜车别对历史的兴趣，最早源于他的大学时代。他笑说，大学时代考试难度低，也缺少学习数学的氛围，除了应付考试，他就在图书馆里面阅读大量历史著作。他发现，很多书都将明代评价为中国皇权登峰造极的时代。可是，“当我把‘明’字打头的书一本本看下来，却发现，研究明代海外贸易、对外关系的书，却又极力证明明代商业发展异常繁荣、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如果这些著作描绘的事实是有根据的，那么，有关明代皇权登峰造极，压榨百姓最为凶狠、闭关锁国的整体评价就没有立论基础。
在杜车别的心里，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变成了完全无法贴合的两张皮。因此，他决定自己动手，进一步探究历史的真相。在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论文之后发现，如果按照传统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在战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样一来，按照传统理论就产生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而杜车别得出的结论是，传统学界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是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罗列，包括发达的市场交易网络，包括大量的雇佣劳动。这些因素确实在战国到西汉早期已经相当明显。但因素的罗列还不足以称之为萌芽，合理的资本主义萌芽定义应该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催生的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过程。而这个条件只有在造纸印刷术普及、文化教育日趋发达的宋明才能具备。文化教育的繁盛，思想的繁荣深化，尤其是士大夫群体对科技知识兴趣的空前增长，是更为关键的资本主义萌芽特征。
晚明科技方面，中西方仍旧是处于同等水平。一些方面落后，另一些领先。“某些部分如冶金领域的焦炭冶铁技术、炒钢技术、木制风箱技术，还遥遥领先于西方。”中西方科技的交流也前所未有，“《崇祯历书》甚至被现在的中国科技史家如江晓原教授称为当时西方天文学百科全书。”
既然晚明在工商业和科技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那么明朝为何会灭亡呢？杜车别给出的解释，直接原因是明朝的税收过低，导致没有办法面对战争、饥荒、工程建设等庞大的开支。杜车别参考了明史专家黄仁宇、顾诚等学者的意见，计算出明代农业税并不高，而商业税率则更低，每年仅有300万两，与宋代时期接近5000万两的商业税，有着天壤之别。杜车别特意列举了西方传教士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记载，地方官员检查商旅的货物，只是象征性地检查一下，商旅自己想申报多少就申报多少，不会打开检查，因此出现了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
在杜车别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传统士大夫思想观念对皇帝的限制。明代末年崇祯时期，皇帝曾想多次增加税收，但都被士大夫所阻挠，他们认为，增加赋税会天怒人怨，恶化局势。不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明代皇族、官员都普遍参与到了商业中来，因此，他们自然不希望政府过多增加赋税，阻碍自己的利益。
最后，杜车别得出了一个令人惊愕，也极度“拧巴”的结论，明朝的灭亡的原因不是什么专制、腐败，而是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因为明代过早地发展出了成熟的市民社会，使得政府没有办法集中财政面对国家的危机，由此导致了明朝最终的灭亡。
只有先了解历史的合理之处 才能批驳它的荒谬之处
杜车别在采访中，多次阐述自己早年学习数学，对研究历史的益处。“数学让人们加强了抽象思维的能力。数学的本质是抽象再抽象，数学让人们注意到概念定义的明晰性。”杜车别认为，数学对概念的不断反思，正是历史学学者所缺乏的精神。“有些人运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因为被人们不断使用，人们已经不再去思考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个概念的支撑的条件是什么。”
或许因为多年的数学研究，让杜车别形成了严谨的论证方式，杜车别异常关注逻辑思维方面的推导，“数学里面有概率论，很多命题不是逻辑推导的结果，是不是这样的观点，形成的概率更大，也更加具有可能性？历史学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概率判断而不是逻辑判断。”杜车别认为，自己的研究推翻了前人有关明朝专制的结论不正确，而是自己的结论更能代表普遍的现象。但正如网友对杜车别研究的评价，他在微观历史方面的研究，很多观点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上升到宏观层面，却出现了偏差。
毕竟，历史不是数学，也无法像数学那样，可以通过定理推导出一个完满的结论。历史中，涵盖着大量不可控制的因素，不论是说明朝资本主义发展过快，还是说明朝专制制度极度完善，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反的结论。
有人曾在网上专门写文章，批驳杜车别观点的错误，把“明代畸形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相结合，混淆了明朝工商业的性质”，“只知道一个人的独裁叫‘专制’，不知道一个集团的专制也是专制”，杜车别没有理解明代的社会危机存在于专制主义的变异、深化和细化，因此出现了“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错误结论”。
针对这三个问题，杜车别承认人们对历史的评价都充满成见，人们都是从成见出发知人论世，评价历史，臧否古今。“成见未必就是坏事，它所指向的结论，也未必就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智能的一个优越性展现，它能提高人的思维效率，用最短的时间让人明确指向一个结论”。在杜车别看来，只有正视成见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论证成见的过程中，看到那些可能否定成见的事实和证据，并对之作出更深入的思考。
杜车别说，自己的研究可以撕下人们对历史的标签，打破过去对历史人物的隔离化和异类化，首先理解它的合理之处，才能真正批驳它的荒谬之处。
王家范对杜车别研究的评价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结论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杜车别一些论说的焦点在明代财政。“杜氏钻的就是这一个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发挥出一番新见，恐怕是明史界没有料到的。网上争论并非与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杜车别的思考不是出于功利，他的思考是认真的，见解是真诚的。”他的弱点在于社会阅历太少，只是在史料里面推导自己的结论，没有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走入历史，感受鲜活的历史。
现在，杜车别已经写出了一部有关儒家历史的著作，正在进入最后的修改校订阶段。杜车别或许能够修正他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也可能对这些质疑做进一步的澄清。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